后人是如何追忆盛唐的？

任何文学研究学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文学史？

经过前人不懈的努力，文学史迄今已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和范式，其中有不少洞见，如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和文学研究格局就影响至深。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文学史从来就不是恒定的；后视者之视角赋予了文学史一定的主观色彩。我们的文学史书写，体现了什么样、什么时代的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文学价值观？都是学者们需要思索的问题。

柯睿的盛唐

文︱罗奕奕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北美汉学界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而柯睿（Paul W. Kroll）教授在其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柯教授1976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1980年到2019年退休一直任教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主校区，是亚洲语言与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的双聘教授。他曾在不同时间段担任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唐代研究重要期刊《唐研究》（T'ang Studies）的主编，也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和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会长，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院士。

《舞马与驯鸢——柯睿自选集》收录的十二篇论文由柯教授从历年来发表的八十余篇论文中亲自挑选，代表了其学术中最精华的部分。译者也均为柯教授指定，且都是其所教授过的学生。这十二篇论文发表于柯教授的不同治学时段，较全面地展现了作者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跨度——以文学文本为核心，关注政治、社会、宗教活动与文学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北美部分汉学家所秉承的欧洲汉学研究路径一脉相承。近百年来，欧洲汉学继承了古典学研究的范式，主要定位于语文学领域，即通过对字源学、文学史、文化史、文学批评等诸方面的训练，对原始文献展开精细的翻译和阐释。这源于新文本主义重视文本历史性这一重要内设：只有复原/重构一个文本的语境和历史背景，复原其文字在同时期的涵义，我们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此文本。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一位作者在写作时，他/她所身处的周遭世界是怎样的？具体到中古时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当时文人接受的是多源流的文化传统，因此想要最大程度地还原其文化背景，研究者需打破文学、宗教、历史、政治等现代学科设置所形成的壁垒，对历史典籍进行交叉阅读和检视。

作为文学研究者，柯教授不仅关注文学作品表达了什么，也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在肌理，探讨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学作品如何表达作者的人生经验？柯教授对于中古诗文的语言维度、修辞、韵律、节奏的分析鞭辟入里，这是其研究成果中最具价值的方面。论文集中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放逐边海，寄身蛮荒：江淹在闽南》考察了南齐文人江淹谪居闽南三年期间所作的诗文。通过研读江淹对奇特鬼魅的南方风景的描写，分析其对前代文学如《楚辞》的继承和创新化用，进而深入探索了中古诗人对于地理、文化空间的诗意再现。《张九龄与荔枝》则以开元名相张九龄的《荔枝赋》为个案，对这一不为唐人所熟知的热带水果展开精细的名物研究和文本阅读，不仅将此赋置身于横向的历史背景中，也对不同时期关于荔枝的书写进行纵向剖析，通过剖析此赋精妙的遣词造句，展示了张九龄如何巧妙地将自身形象的塑造、对南方故乡风物的自豪感投射到对荔枝的描写中。

任何文学研究学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文学史？经过前人不懈的努力，文学史迄今已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和范式，其中有不少洞见，如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和文学研究格局就影响至深。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文学史从来就不是恒定的；后视者之视角赋予了文学史一定的主观色彩。此主观色彩由时代价值观、审美趣味所支配，文学史也因之不断演化。一时之名作很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变得湮没无闻。文学史的编撰，在吸收和囊括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涉及排除、忽略其他作家和作品。我们的文学史书写，体现了什么样、什么时代的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文学价值观？都是学者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近年来欧美出版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均体现了对此类问题的探索和重思。《剑桥中国文学史》在重整时代分期、重视文本传播和保存方面，作了较多尝试，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则以文体为分类展开叙述；两者均试图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传统以作者为中心、按时代先后编排的写作思路。

《舞马与驯鸢——柯睿自选集》

（美）柯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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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睿教授对于文学史的构建也有深入的思考。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文学理论，他的不少论著都有意识地和现有文学史展开对话（有时是挑战）。《自选集》中有七篇论文均从不同程度和角度重思文学史大框架和作者个体、文体分类、宗教传统、时代审美趣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道教诗歌与追求神灵》考察了《楚辞·远游》、《黄庭》内外经、以及东晋南方神仙道教上清系经典《真诰》中的诗歌。在探讨诗歌在早期中古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对宗教史的认识可以为传统文学史的论述提供不一样的视野。柯教授对宗教传统的关注在《李白与陀罗尼幢》再次复现。传统上对于李白的解读往往囿于探求其与道教的关系，重视其与道士司马承帧的交游，但柯教授认为这不能概括李白极其广博的诗文创作。通过细读李白的陀罗尼幢铭文，柯教授展示了诗人对于佛教典籍、术语、礼仪的熟悉，以及对宗教、文学传统熟练运用的能力。这进一步彰显了李白作为唐代精英文人所具有的多重社会角色，也生动展现了唐代广大士人群体拥有丰富多样的知识来源。

柯教授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重新关注被忽视、边缘化的文学的存在形式，比如赋、赞、铭、序等等。《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开篇即驳斥了汉代以后的赋已不重要这一预设，高屋建瓴地指出由于赋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唐代依然非常盛行。同时，柯教授对于文体的边界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广义上的诗应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诗、赋、以及各种散文体中的韵文部分，而狭隘的文体意识衍生出的诗赋严格划界会让读者忽视两者在辞藻、写作技巧和声律运用方面的共性，并产生井蛙之见。《驯鸢与穷鱼：卢照邻赋中的冲突与申辩》延续同一思路，以“初唐四杰”卢照邻的两篇赋和王勃的一首赋作发端，试图拓宽我们对于这两位文人作品的理解维度。正如柯教授所言：“只要赋还没有进入唐代诗歌（Poetry）的学术视野，我们就无法完整地品鉴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真正全面地书写唐代诗歌史。”同时，柯教授认为“初唐四杰”这一名号不应该被过度强调，在重视文学史赋予他们以共性的同时，更需注意其各自迥异的特征。《初唐贤妃徐惠的生平与著述》则将视野投向一位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默默无闻的唐太宗后妃之一的女性作者徐惠。柯教授分析了其诗文体现的宫廷文风的娴熟运用和对典故的详悉，展示了徐贤妃不为人知的一面，为重新探索中古时期女性作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承认文学史构建之不稳定性，还体现在有意识地与已经积淀成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品评标准保持一定距离，并探讨其生成过程。在《盛唐时期的“词汇风景”与“文本山岳”》中，柯教授重新检视了“山水文学”这一人所熟知文学传统。文人们在描绘山水风景时，是仅仅在临摹他们眼中所见，还是融入了文学传统围绕此风景业已形成的文学意象？以李白一首七言绝句和耳熟能详的《望庐山瀑布》（其二）为发端，柯教授考量了前代文学和同时期作家关于庐山的描写，通过文本分析和关联性展开阅读，探讨互文性在山水书写传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重思“山水文学”这一定义和内涵，柯教授提出我们不应将视野局限于回答“山水诗文描绘了怎么样的山水”这一问题，而应重思和构建同一文本世界中诸词汇的本义和其与前代文学的互动。《河岳英灵集与盛唐诗歌的特征》转向“唐人选唐诗”这一话题，通过审视此文集和清人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对唐诗的不同收录标准，展示了流动的时代趣味如何影响文学史的书写。《唐诗三百首》钟爱王维、李白、杜甫，而《河岳英灵集》呈现出一种更为开阔和平衡的视野。一些消失在现代的文学史课本上的盛唐诗人赫然在目，如薛据、崔国辅，而杜甫却完全缺席于其间。柯教授的量化“数据分析”不仅提醒读者不同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学评判标准，也生动展现了（部分）盛唐人心目中的盛唐诗。

除了探索唐人眼中的文学世界以外，柯教授对唐代（尤其是盛唐）文化和文学的钟爱还体现在探讨盛唐文化形成之原因及表现：我们眼中的盛唐是如何形成、且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后人是如何追忆盛唐的？《唐代的舞马》以玄宗千秋节庆典上的舞马为个案分析，结合同时期史料中对舞马的描述，对张说和钱起的诗赋作品进行了细读。舞马由于其马种来源地区的偏远，加之传说往往以神马作为祥瑞，被认为是盛唐国力强盛的体现。描写、赞誉舞马神话般的来源和其精妙的演出，既是对玄宗本人及统治的赞颂，也成了后代追忆想象盛唐繁荣昌盛的来源。柯教授的分析体现了其研究从细微之处发端，再进入全景式的文化关照的一贯思路；对于舞马的来源、千秋节的设立等方面的探讨，也彰显了柯教授对于物质文化史一如既往的重视。《九世纪中叶诗歌的怀旧与历史——郑嵎的津阳门诗》则将历史的视野下移至中晚唐，通过阅读郑嵎的七言长诗和作者自注，展现安史之乱后文人对盛唐时期的追忆、怀念及想象。柯教授对其精到的分析，及论文末尾所附上的玄宗离京的文献考证，极好地体现了其深厚的语文学功底和对唐代文献精到的把握。

唐代训练舞马陶俑

唐代舞马衔杯银壶

柯教授的研究另一为人称道的是其信达雅兼顾的文学翻译。由于北美汉学界研究成果所面向的大部分读者没有中文语言背景，因此研究、写作语言均为英文。这要求面对原始文献时，首要任务是将艰深的古文翻译成通达流畅的英文，同时保留其原意。翻译文学和文献原典并提供注解这一实践，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不同翻译者（更确切地说是阐释者），由于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面对不同读者群，往往采取不同的翻译准则。有译者坚持英文翻译应该顺滑流畅，以吸引更多英文读者；因此翻译重视达意和目的语言的流丽，而字词对应之精确性则降为次要。这一派以若干年来翻译了寒山和石屋禅师等人诗歌的译者Bill Porter （笔名：Red Pine）为代表，而另外一派则由柯睿和已荣休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为代表。他们继承了欧洲大陆汉学研究重视古典文献学的传统，注重原文字义的精准理解和学科间的关联，因此在分析和翻译作品时，更加注重还原具体字词在原文本所在历史时期的涵义。无论哪种流派，欧美学界的中汉籍文献研究，都非常考验研究者的中文、英文功底、想象力（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原创）。具体到中古时期诗文，由于其多数注重韵律，富于典故，加之风格多变，译介难度陡增，对研究者的挑战尤甚。执着于保留中文文本原意常常以牺牲行文流畅为代价，源于汉学研究的学术性翻译因此常遭诟病。

柯睿教授在最大化保留原文涵义和行文流畅方面兼而有之。西方古典文献和文学传统的广泛阅读为其提供了深厚的语言功底，而严谨细致的语文学训练背景和对中古典籍的熟悉则确保了原始文献能够以较好的姿态被呈现。柯教授笃信中国古典诗歌、辞赋和散文在语言维度上的丰富和复杂并不能完全通过现代英语口语传递，因此会根据诗歌语言的难易程度，选取与之难度相匹配的英文词汇，创作出风格接近的翻译。此外，柯教授认为古典诗歌中词汇的瑰丽或朴实，声调的平缓或顿挫，句式的短小或铺陈，不同动植物意象的使用，都是作者有意义的选择，因此他的翻译也尽力复现这些要素，进而在探索英语语言的边界和维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集在翻译和引介柯教授论文时，保留了他对诗文作品的所有翻译，因此读者得以窥见其出神入化的翻译和解读。

除了发表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佛道教、物质文化交叉融合的大量精彩论文、专著、合著以外，柯教授在普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主编的《古代和中古汉语学生字典》（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是其多年中古文学研究以及教授北美本科生、研究生古代汉语的结晶，是英语汉学界自1931年《马修斯汉英词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后第一部专门为上古和中古汉语提供英文词义解释的字典（柯教授在“序”中强调此书为“字典”）。该字典不仅为非中文母语的学生所欢迎，也为海外汉学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倘若将这部字典与本书对读，相信一定能够对柯教授的研究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古代和中古汉语学生字典》（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柯睿主编，博睿学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柯教授于2019年荣休，虽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阅读、研究和写作。他治学严谨，对中古文学研究认真热忱的态度在本论文集最后一章《有无之间》中有着提纲挈领的概括：“我们所承担的研习和翻译古典文本的工作，我视之与对神圣的崇拜和对产科的谨慎同等重要。当我们阅读和翻译的时候，我们的手中——应该说我们的脑海里——握着曾经和我们一样珍贵和真实的过去生活的痕迹。”

笔者师从柯教授三年，依然记得在科罗拉多大学校园Eaton Humanities的教室里，透过窗户望着远处时而白雪皑皑、时而染上落日余晖的洛基山顶，探讨中古诗文和文化的场景。柯教授虽然著作等身，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推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为人极其谦逊从不自矜，常常提到其研究中古中国越深入，越认为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文 | 罗奕奕（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由《上海书评》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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